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38]14。

对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一进程，众人的确没有洞见。他自己则提出了另外一种猜测：章学诚要构想一个宏大的综合性的学术体系，这是一个兼容训诂、文辞和义理的知识类型，章学诚试图借此恢复三代之知。

（见仓修良，第712页）可见，风气是理想状态丧失的产物。周公有德有位，王者之政就是圣人之教。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易教》开篇所提出的两个命题：六经皆史和六经皆先王政典才可能获得贯通的理解。在章学诚看来，六经对应的时代政教未分、官师不二，先王的政治实践本身就是垂教后世的范本，所以道和学（即成象和效法）才能在特定的历史实践中成为统一体。章学诚想要阐明象之所包广矣，其论证分为两步：第一步，不仅是《易》，六艺都可以看作是象。

六艺之所以皆通于《易》，就是因为《诗》之兴、《礼》之官、《春秋》之例皆通于象，或者说都可以看成是象。六艺所对应的，既是周公之学，也是孔子之学。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

从孔子的角度讲，六艺则是圣人一代之史，是其立言行教所依据的实事。或者说，他不仅能够效法于成象，而且可以效法历代圣王对于道体之成象的效法。（参见李长春，2016年，第88页）从表面上看，象兴官例各自不同。它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是古代经典的传承者和解释者。

倪德卫和山口久和将其视为象征，恐亦不得要领。可以说，正是求端于道的信念，使人们发现了自己特殊的天性和潜能，从而也看清了他人的天性和潜能。

倪德卫认为章学诚的风气论是对他在后经典时代的历史中道的解体的概念的最后提炼。本文尝试从章学诚历史哲学的基本预设出发，围绕上述两个方面重构其对于知识问题的思考，并对前贤研究中的一些认识做出回应。但是，章学诚根本就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或历史退化论者。三代以上官师政教未分，当然就不会有风气的循环。

它意味着独立于圣王之行事的知识出现。（同上）与圣人相对，贤人君子都是众人。（同上，第104页）六经是对道体充分的展现，但不是完全的展现。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

章学诚设想假如有人对这两个命题提出异议，一定会把《易》当作最有力的反证： 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也就是说，孔子正是以讲述历史的方式来实现对于历史的时间性和有限性的超越。

（山口久和，第294页）因其把象错误地理解为象征，自然就很难把握这段话的要旨。官师合一的时代，圣王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教活动认识人类需求从而给之，理解人类情感从而宣之，洞悉人类的缺陷从而救之。

章学诚对于各种学问接近大道的程度有着明确的高下分判。（见仓修良，第1页） 在章学诚看来，《易》在六经中的确极其特殊，也极其重要。由此可见，章学诚所言之六经皆史乃是六经皆象的形上表达，而六经皆先王政典则是六经皆象的形下表述。只有当此洞见成为某种恰当的行动，成为众人之历史实践的一个部分时，对于道体的效法才能成为道体之成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本质上是道体在不同历史时间的不同成象。（参见倪德卫，第109页）时会使周公成为周公，使孔子成为孔子。

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开启了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的先河。作为效法的学，在某一特定的时会之下只能面对特定的成象。

记性积而成学，对于学的强调使考订成为风气。正确的求学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效法道体之成象的过程。

（见仓修良，第16页）这就意味着，象通六艺这个命题的意义必须被置于道体和万物的关系中，在人之求道（学或者效法于成象）的活动中才能获得较为明确而清晰的理解。如果把六经看成是孔子明立教之极的产物，那么它就是圣人之史。

但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员却必须在洞悉历史趋势和人类需求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要深入了解章学诚在此问题上的思考，就必须从其历史哲学的整全视野出发，而非仅仅关注其对于知识活动的零散论述。（见仓修良，第95页）在周公以前的历史时间中，道所成之象已经非常丰富——道体之展开已粗具规模，一阴一阳之迹所呈现出来的穷变通久之理也已足够完备。一个人应该努力发现自己的天质，并且不断地发挥自己的天质，他才可能摆脱风气的困扰，找到自己洞察和领悟道体的最佳方式。

时会也决定了孔子之学明立教之极。（见仓修良，第713页）风气偏而不备。

（同上，第117页）山口久和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章学诚只是指出了三种知识类型。[6]山口久和，2006年：《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王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在章学诚看来，正是因为生于历圣之后、孔子之前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周公对于道体的效法才成为道体最为完美的成象。反过来讲，虽然万事万物皆有其象，但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六艺之象。

孔子通过自己的讲述以推明先王之道，并由此沟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这即是明先王之道以导之（见仓修良，第100页）。后世的一切思想、学说和著述——作为人求道之恍若有见——无不是对于六艺（或曰六经）的模仿。山口久和所著《章学诚的知识论》一书则从清代考据学批判出发，着重阐发章学诚以别识心裁为特征的学术主张和治学方法，认为章学诚的贡献在于恢复了知识活动的主观性契机。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

（参见倪德卫，第118页）这一看法似是而非。换言之，只要一个人秉持求端于道的信念，那他一定会主动地发掘自己的天质以摆脱外在的风气。

夫风气所趋，偏而不备，而天质之良，亦曲而不全，专其一则必缓其二，事相等也。对自己置身其中的这一进程，众人的确没有洞见。

他自己则提出了另外一种猜测：章学诚要构想一个宏大的综合性的学术体系，这是一个兼容训诂、文辞和义理的知识类型，章学诚试图借此恢复三代之知。（见仓修良，第712页）可见，风气是理想状态丧失的产物。